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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宏波:美國不是贏家——美國主流學界關于中美貿易戰文獻綜述

來源: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 | 2019-10-08 | 發布:經管之家

2018年以來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美國特朗普政府不斷出臺關稅措施企圖遏制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院(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級研究員Chad P. Bown于5月14日發表評論總結了中美貿易戰以來雙方的關稅措施。第一階段,即2018年期間,美國對25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征收關稅。中國立即對美國出口1100億美元商品進行關稅報復。而后,當談判在5月陷入困境時,貿易戰加劇。特朗普突然將去年9月對中國進口20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從10%提高到25%。作為回應,中國宣布6月1日起增加關稅。特朗普政府也預計將對剩余的大部分中國進口商品征收25%的關稅,如果實施這一關稅,那么美國對中國的平均關稅水平將會提高到27.8%。Bown指出,一旦特朗普繼續加征關稅,那么美國的服裝、鞋子、玩具、電子產品等進口商品的稅收水平會大幅上升。這些措施將會把美國的關稅提高到與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前夕頒布的臭名昭著的Smoot-Hawley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幾乎相當的水平。

一、中美貿易戰的起因

長期以來,不少文獻研究中國的崛起對美國各方面的不利影響,這也可以認為是特朗普政府發起貿易戰的誘因之一。Autor, Dorn和Hanson (2013,2015,2016)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國進口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負面作用。其中Autor, Dorn和Hanson(2013)分析了1990-2007年來自中國的進口競爭對美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研究發現,隨著從中國進口量的提升,美國的失業率升高,勞動參與率降低,且受到中國制造業進口競爭的地區工資水平降低。具體地,中國進口競爭可以解釋美國制造業就業率下降總量的四分之一。Autor, Dorn, Hanson和Song (2014)從更加微觀的角度分析了1992-2007年中國崛起帶來的行業沖擊對美國工人收入和就業的影響。研究發現,1991年在制造業就業的工人獲得了更低的累積收入,獲得公共殘疾補貼的風險提高,為初始雇主工作的時間減少,且有更多時間在制造業以外的地方工作。此外,初始工資低、初始任期低、對勞動力依賴程度低的個人的收入損失更大。而高薪工人能夠以最小的損失更換雇主,更有可能退出制造業。這些結果表明,進口沖擊造成了大量的勞動力調整成本,且這些成本在不同的技能水平和就業條件的工人中分布極不均勻。Acemoglu, Autor和Dorn (2016)建立一般均衡模型估算1999-2011年中國的進口競爭導致美國丟失200-240萬個工作崗位。Bloom, Draca和Reenen (2016)研究中國進口競爭對歐洲國家技術與創新的影響,發現中國的進口競爭導致企業內部技術變革的增加,以及工人向技術更先進的企業進行再分配。進口競爭的加劇也導致就業率下降和非熟練工人的比例下降。Che, Xu和Zhang (2018)驗證了中國進口競爭對美國犯罪率有顯著影響,結果表明受到更強的進口競爭的地區擁有更高的犯罪率,其中與財產相關的犯罪率最高。進口競爭強度每提高一個單位,財產犯罪率將增加256起左右。并且,作者通過穩健性檢驗發現,美國受到的除中國以外其他國家的進口競爭對犯罪率沒有顯著影響。這些文獻為美國部分持有“中國威脅論”觀點的人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

除此之外,學界也開始反思全球化對國際政治經濟的深刻影響。丹尼.羅德里克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國際政治經濟學福特基金講席教授,研究領域為全球化、經濟增長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等。他的“全球化不可能三角”、“增長診斷”等理論曾激起學界的熱烈反響。羅德里克(2011)認為全球化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破壞,它重新規劃了工作的場所和方式以及盈利的來源和模式。凡被稱為破壞者,必將造成動蕩,勢必產生大量的贏家和輸家。這種動蕩,但凡可以保證動蕩中競爭過程的公平公正,保證結果可以使社會廣泛收益,社會便可容忍它,這種情況尤其適用于那些擁有民主社會制度的國家。他認為中國是“華盛頓共識”全盛時期獲得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卻從來沒主動接受過這一理論。中國培育、保護和扶助關鍵產業,嚴密地控制著資本的分配和跨境流通,并公然操控自身貨幣的價格,為進口貨物設置了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壁壘,因此在現實世界中,“超全球化”和國家主權及民主根本無法相容。

二、中美貿易戰的發展趨勢

中美貿易戰從2018年開始持續到現在,且局勢愈發緊張。美國對華鷹派始終保持強硬態度,大力支持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以及一系列打壓中國的舉措。美國現任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就是典型的對華鷹派之一。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正式打響開始,羅斯始終保持對華強硬態度,多次發表支持特朗普貿易政策及試圖打壓中國等言論。在去年中美進行多輪貿易談判之際,羅斯宣稱美國不怕中國在貿易上對美國發起的反擊,因為美國的很多高科技產品都是不可替代的。羅斯在推特上也表示大力支持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貿易政策。他在推特(Twitter)上寫道,在特朗普政府領導下,美國的鋼鐵行業已經恢復生機,232項關稅正在發揮巨大作用。羅斯認為特朗普使得美國經濟比以往更加強大。今年4月份美國新增26.3萬就業,總失業率達到歷史新低3.6%,第一季度經濟增長率達到3.2%。此外,這一系列關稅政策使得美國制造業重生,新工廠不斷建立,創造了大約50萬工作崗位。今年5月,中國華為公司遭到美國封殺,5月15日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局正式宣布把華為及其附屬公司添加到該局的管制實體名單中。緊接著,谷歌停止與華為的商業來往,使得華為手機無法再使用安卓系統。面對這些新的舉措,羅斯在推特上進一步表示支持美國將世界上最大的電信設備制造商華為公司加入實體清單,他認為這樣可以阻止外國企業以可能破壞美國國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方式使用美國技術。

但更多的經濟學家對此持反對態度,認為特朗普政府發起此次貿易戰是很不明智的,會引發美國經濟與社會的一系列問題。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他于1979年獲克拉克獎、2001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曾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及主席、世界銀行資深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及國際經濟學學會主席。他認為美國遇到的經濟問題不在于中國,而在于美國國內儲蓄率太低了。中美貿易戰將使美國蒙受雙重損失:美國國內就業將遭到打擊,原因不僅來自中國的反制措施,也因為美國的高額關稅將推高美國出口商品的價格,削弱他們的競爭力;此外,美國人購買的進口商品也會漲價。當美國人意識到這一點時,貿易戰將更加不得人心。屆時美元匯率將下挫,通脹率進一步上升,引發更多人反對。美聯儲可能宣布加息,導致投資和經濟增長更加疲軟,失業率攀升。羅德里克(2019)認為,對不公平貿易的擔憂是反全球化浪潮的核心。在世界貿易組織體系下關注勞工、環境標準或人權問題,會誘發貿易保護主義進而導致貿易大滑坡。但不考慮這些問題會產生更大的危害。在經濟、社會和政治模式截然不同的國家間開展貿易,確實會引發正當性問題。對此置若罔聞,不僅損害這些貿易關系,而且會危及整個貿易制度。特朗普總統等民粹主義者正確地識別民眾在國際貿易中的痛點并大加利用,但要應對當今的經濟和政治危機,就必須要直面貿易的后果,特別是貿易對國內社會契約和經濟發展帶來的壓力。

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是哥倫比亞大學校級教授、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曾任聯合國前秘書長安南與潘基文的千年發展目標特別顧問,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經濟與外交政策等。他指出,隨著歐元和人民幣的崛起,美國作為世界主要貨幣的收益正在減少,而特朗普的誤導性貿易戰和反伊朗制裁舉措將加速削弱美元地位。文章指出,貿易戰是特朗普政府試圖通過扼殺中國出口來阻止中國經濟崛起的一種不明智的作法,雖然美國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可能會在短期內抑制中國經濟增長,但從長期看不會實質性地改變中國經濟上升的軌跡。更有可能的是,這一舉措將促使中國當局堅定擺脫對美國財政和貿易依賴的決心,并著力加強軍事建設、大量投資尖端技術,創造基于人民幣的全球支付系統。How Much的一項研究則認為,中國目前擁有超過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遠遠高于位居第二的日本(1.24 萬億美元)。中國還持有大量美國國債,使中國與美國保持緊密聯系,如果有必要,這些國債將有很大的杠桿作用;如果中國拋售外匯儲備,將對經濟產生連鎖反應,包括推高美國利率。如果中國無法應對來自美國的關稅威脅,那么中國就會立即大量拋售美債。大幅增加美債的市場供應,進而壓低美國公債價格。隨著債券價格走低,收益率也隨之走高,阻礙了美國信貸的自由流動。但是,如果中國出售這些外匯儲備,在一系列影響之后,此舉還可能壓低美元匯率。低匯率成本意味著美國產品更便宜,在全球市場上更具競爭力。

三、中美貿易戰的影響

大多數經濟學家以及研究機構都從較為客觀的角度出發,分析了本次貿易戰的利弊。單純從貿易角度來看,他們大多認為特朗普政府對中國加征如此高額關稅是不夠理智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一項研究表明,當前全球貿易體系呈現一體化特征,關稅飆升將對各國造成沖擊,并在各國之間形成漣漪效應,對世界經濟造成負面影響。關稅上調尤其不利于產出、就業和生產率,不僅影響那些直接施加或面對關稅的經濟體,也影響價值鏈上下游的其他國家。對多數國家而言,當前制造業關稅普遍上調一個百分點帶來的負面影響大于 1995 年的水平。對于德國和韓國,影響程度分別為GDP 的0.5%和 0.6%。由雙邊關稅引發的與特定貿易伙伴的雙邊貿易差額變化,往往會被與其他貿易伙伴雙邊貿易差額的變化抵消,使貿易差額總量基本保持不變。

最近的兩篇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工作論文從關稅策略的角度分析了美國行為。Mattoo和Staiger(2019)對當前美國的貿易行為提供了解釋,并旨在探究這些行為背后的邏輯。作者認為,美國的關稅談判形式正在從“基于規則”轉變到“基于權力”,且正在積極尋找具有雙邊貿易逆差關系的國家為目標實施這一舉措。但事實上,這種交易戰術會無法避免地產生高額成本,因為它會破壞基于規則的多邊貿易體系以及損害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長期利益。作者指出了美國新的關稅策略的弊端,但沒有詳細說明中美貿易戰中何方受益何方受損。Flaaen, Ali Hortacsu和Tintelnot(2019)從一個較小的切入點,使用零售價格數據分析了美國對洗衣機的進口限制及其影響。具體做法是通過比較洗衣機的價格變化與其他設備的價格變化來估算這些進口限制的價格影響。作者發現,2018年的關稅政策使洗衣機的價格上漲近12%,而烘干機作為一種沒有受到關稅影響的補充品,價格也提高了相當的額度。這一結果意味著消費者價格的關稅彈性在110%至230%之間。

作為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及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的代表,保羅·克魯格曼認為,關稅對經濟的影響固然重要,但并不是貿易戰所帶來的最嚴重的后果。僅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關稅只是稅收政策中的一種,提高關稅帶來的經濟后果與提高其他稅率的后果并無太大差異。雖然關稅相對于財產稅和收入稅更具有累退性,它帶來的負面影響比2017年減稅帶來的正面影響更大。但是稅收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很小一部分,這意味著很難證明貿易戰會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的說法。雖然貿易政策是全球性的,具有一定的神秘主義,但是從嚴格的經濟學角度來看,它并不比衛生政策、財政政策或總體政策更重要。不過,貿易政策不僅關乎經濟,也關乎民主和和平。特朗普不僅對中國發動貿易戰,而是對幾乎所有人發動貿易戰,這是不尊重美國盟友以及蔑視國內外民主的表現,將摧毀美國和平。特朗普正積極努力讓世界變得更加危險、更加不民主,貿易戰只是這種驅動力的一種表現。最終對美國和世界的負面影響將比用關稅效應的經濟模型所能捕捉到的任何東西都大。

另有一些學者從國際關系的角度出發研究貿易戰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呼應了克魯格曼的觀點。Tyler Cowen是彭博社專欄作家,也是喬治梅森大學經濟學教授。他在5月29日發表了一篇題為“The Trade War’s Biggest Losers”的評論,文章提到在此次貿易戰中,一些處于中美兩國之間保持中立狀態的小國家要被迫選擇支持一方。當前的貿易戰使許多國家以及商人難以維持其親美立常以巴基斯坦為例。巴基斯坦僅在本財政年度從中國借入達65億美元,中國也是主要的基礎設施支持者和巴基斯坦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者。再考慮巴基斯坦和美國的關系,美國擁有全球最強的軍事力量以及貨幣儲備,美國是巴基斯坦的重要進口國,同時美國向巴基斯坦出售大量軍備武器。中巴兩國之間的關系是復雜且緊密的。作者認為當中美貿易戰打響時,眾多巴基斯坦商人將會選擇站隊中國,不會禁止華為進入市常作者認為從長期來看,在中美兩國之間保持相對中立的國家更有可能支持中國,從而削弱美國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控制以及執行國際制裁的能力。那么,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將會整體惡化。

彭博社的另一位專欄評論家Karl W. Smith也贊同這一觀點,即中美貿易戰迫使許多其他國家在中美之間做出選擇,這可能會導致形成新的全球格局。Smith 指出,這場戰爭具有長期影響。當特朗普政府致力于將供應鏈轉移出中國時,中美同時參與的全球價值鏈將不斷受到沖擊,因此跨國公司及全球制造商不得不決定是采用以美國為中心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戰略。長此以往,世界格局將會產生分割。事實上,在數字領域已經出現這種情況,中國對互聯網的限制將世界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由谷歌和Facebook等美國科技巨頭提供服務,另一部分依賴百度和微信等中國企業。綜合以上所有因素,中美貿易戰似乎是全球秩序改變的開端。由于中國和美國形成兩個對立的經濟和地緣政治聯盟,世界其他國家將被迫選擇。也許歐盟可以避免陷入中國或美國勢力范圍,成為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第三方,但其他國家需要作出明確選擇。尼克·比斯利(Nick Bisley)是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的院長,同時也是中國事務咨詢委員會的成員,致力于研究亞洲的國際關系、大國政治和澳大利亞的外交和國防政策。他認為中美貿易戰造成的經濟緊張局勢勢必加劇中美兩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中美兩國的龐大體量和兩者間迫在眉睫的競爭導致人們相信,亞洲的未來完全掌握在了北京和華盛頓手中,而其他國家只能寄希望于中美兩國能夠管理好其日趨緊張的關系。

在全球價值鏈的角度,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溫斯坦(David Weinstein)稱,許多美國企業面對關稅的可操作空間很窄。不少美國企業從中國進口的產品是由其在華分公司所生產的。對這些企業來說,關稅歸根到底還是由美國企業承擔。即便一些企業為了規避關稅而不得不進行產業鏈轉移,實際根本節省不了多少成本。事實上,考慮到這些企業多年來在中美兩地的巨大固定資產投入和全球產業鏈布局,轉移全球產業鏈只會增加成本。Mark J. Perry是密歇根大學弗林特校區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同時也是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學者,他認為貿易對美國大多數州都非常重要。他的研究表明,2018年貿易占 GDP 比重的均值為17.9%,高于 2017年的17.2%。其中,占比最高的是路易斯安那州為42.1%,最低是南達科塔州為4.8%。路易斯安那州的出口猛增16%以上,但對中國的出口卻下降了61%。美國經濟中,汽車、航空或能源密集型的經濟體,都是高度全球化的,其經濟產出和就業非常依賴外貿活動。這些復雜的全球采購、生產和分銷網絡的主要受益者是美國和其他地方的消費者,他們以最低的價格和最大的價值獲得了世界上最好的產品。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特朗普討論貿易問題并繼續他瘋狂的貿易戰時,你永遠不會聽到他談到這個群體——美國消費者。美國經濟學家戴維·戈德曼認為美國嚴重低估了中國經濟的韌性。他指出,比關稅戰更重要的是技術戰。領先的美國芯片設計企業依賴于亞洲市常華為不僅在5G寬帶技術上超越了競爭對手,它還已經設計出自己的人工智能處理器系列,可與美國最出色的產品競爭。它完全有可能和能力通過價格競爭把美國競爭對手擠出關鍵的亞洲市常美國不能確保中國不會擁有半導體領域的主導地位。如果美國政府對5700億美元中國進口商品征收25%的關稅,這將進一步嚴重削弱消費者需求。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緩慢的經濟增長可能會變成衰退。

在就業角度,Chunding Li, Jing Wang和John Whalley(2019)的一篇工作論文使用量化的29國一般均衡模型模擬美國發起的貿易保護措施對美國制造業就業的可能影響。模擬結果表明,美國的貿易保護措施會減少制造業就業,且如果其貿易伙伴采取報復性措施,美國的損失將會進一步增加。其中的影響機制是,雖然美國的國內產品與進口品的替代效應能夠對制造業就業產生正面影響,但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的替代效應以及貿易伙伴的報復效應都會對其產生負面影響,最終導致的整體效應是美國將失去制造業就業。克魯格曼表示,當前全球供應鏈的普遍存在增加了貿易戰的成本,保護主義會演變為有害的重商主義,它創造一些就業,但實際上會摧毀更多的國內就業崗位,特朗普對中間產品征收的高額關稅將會給國內下游生產商帶來競爭劣勢。與以往貿易戰相比,現在的貿易戰對供應鏈會造成更多破壞,隨著時間的推移,貿易戰會導致行業的重大重組。這將造成許多輸家和一些贏家,或許比過去的貿易戰更嚴重。在特朗普剛發動貿易戰之時,克魯格曼就對貿易戰可能帶來的經濟后果進行了分析。他認為,全面的貿易戰可能意味著美國會把關稅提高到30%-60%之間;貿易總量的減少比重可能是70%;美國的GDP很可能減少2-3%。然而這一數字在計算的過程中并沒有考慮到“去全球化”趨勢可能帶來的破壞性影響。貿易戰將會導致全球大約900萬或者1000萬的工人面臨失業。此外,許多以出口部門為主的國家將受到宏觀經濟學中乘數效應的影響引起服務業人員的失業。

在社會福利角度,Amiti, Redding和Weinstein(2019)探討了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對價格及福利的影響。研究發現,新的關稅結構在很大程度上通過美國價格的上漲來影響美國消費者以及需要進口中間品的生產商。過去一年中,美國經歷了中間品和最終品價格的大幅上升、供應鏈網絡的巨大變化、進口種類的減少以及關稅完全轉入國內進口商品價格。到2018年底,美國實際國民總收入每月減少約14億美元。且由于國外競爭減少,國內的生產價格也有所上漲。與無貿易戰的情形相比,中美貿易戰使工業產品價格上漲約一個百分點。另外,作者指出如果該貿易政策持續實行,全球分工的跨國公司受到的沖擊最大,它們將承擔高額的沉沒成本。Fajgelbaum, Goldberg, Kennedy和 Khandelwal (2019)采用不同的方法考察當前關稅對美國福利的影響,也得到了相似的結論。他們通過貿易彈性估計出新的關稅制度使美國進口量降低32%,而其他國家施加的報復性關稅又使美國的出口下降了11%。作者在此基礎上構建一般均衡模型,進一步測算出美國消費者和企業承擔的福利損失共計688億美元(約占GDP的37%),生產商因為商品價格提高而獲取的收入約610億美元,兩者抵消后由此產生的實際收入每年減少約78億美元(約占GDP的4%)。最后,作者檢驗了新的關稅政策對美國各州影響的異質性,發現美國中西部農業地區受到報復性關稅打擊相對較大,且共和黨的大部分州縣中可貿易部門工人受到的貿易戰的負面影響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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